進行演變

辣椒在眾人眼裡或許是印度菜的重心(有些人甚至視爲印度菜的特色),但事實上,印度直 到葡萄牙人在幾個世紀以前引進辣椒之後,才知道這個東西(古代印度烹飪用的是胡椒而非辣椒)。基於同樣的關鍵字行銷原冈,今天我們吃的印度咖呷也个見得很「印度」。 以印度菜目前在英國的風靡程度,英國觀光局會把咖哩描述成道地的「英國菜」,也不 會特別奇怪。好幾年前我在倫敦甚至聽過一句令人難以置信的話,用來描述一個人無可救藥的「英國化」:她被形容爲「像水仙或烤雞咖哩一樣道地的英國」。 在文化事務上保持區域性自足的想法會嚴重令人誤導,而要維持純淨而不受污染的傳 統價値是很難的。國外思想的影響方式有時可能相當迂迴且多樣。例如,一些印度愛國主義者對於學校課程裡「西方」翻譯社術語的使用有所抱怨,像是現代數學。但是,數學領域中的相互關連讓我們分不清什麼是西方而什麼不是。爲了說明起見,我們可以看看三角函數裡的「正弦」,這個術語由英國直接傳入印度,不過它的來歷跟印度有相當顯著的關係。西元五世紀一位偉大的印度數學家雅利巴塔,曾在他的著作裡討論正弦的概念,並用梵文稱做。自此以後,這個術語就以有趣的方式進行演變,如伊夫斯 所描述:雅利巴塔將它稱-爲〈半弦)及」〈弦半),然後簡稱-爲(弦)。阿拉伯人根據」乂的發音得出」這個字,並省略母音而.冩成」。現在」在阿拉伯語中除了技術性的意義之外,沒有任何其他意思。後來碰到」這個die casting縮冩字的作者,改用」來取代」,因有相同的,芋母,而且在阿拉伯文裡的意思正好是「小海灣」或「海灣」。

顯著的特徵

《當代史導論》中的所顯示的全球眼光或他所説的 「當代史研究需要新的視野和新的價值標準」所給我們的啟迪,而 不在於作者研究網路行銷的具體結論。從總體上説,《當代史導論》不是從某 一局部來陳述的地區史或國別史的總和,而是從全球整體來考察的世 界史。為此,巴氏拋棄了西歐中心論。他對這一陳説的批判隨機觸 發,貫穿全書。從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結構的巨大變化中,他看到: 「長久以來一直支配各國關係的歐洲均勢時代正在為全球政治時代所 取代。」舉例來説,他在具體分析了 1898至1905年間,歐洲列強在 中國的角逐與國際形勢的變化後説道:「歐洲中心論正在迅速失去其 有效性,赏際上歐洲老大地位正在走向終結,其活動範圍由於新的歐 洲以外的強國登上歷史舞台而正在收縮,决定全球政治結構的不再是 歐洲均勢體系。」作者對這一歷史時期東亞形勢的具體研究,正是 他用全球眼光來考察當代世界歷史的一個顯例。 因此,巴勒克拉夫正確地指出:當代世界最顯著的特徵之一就是 歐洲優勢的衰退,以及世界重心向非歐地區的轉移。而亞洲、非洲 等地區卻以一種新的姿態,登上了歷史舞台的前沿,「亞非在世界上 相對地位的提高,這種改變幾乎肯定是我們時代最為重要的革命。」 為了反映當代世界的新翻譯公證變化、新形勢,歷史學家不只是在傳統的世傑弗里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導論界史框架中加若干章節以敍述歐洲之外所發生的一些事件,而應從總 體上作出考察與安排,這就必須具備他所説的全球眼光與整體觀念。 無疑,這對於我們是頗具啟示性的識見。 其一.,隨著歷史學家觀察當代世界的視野的擴大與視角的轉换, 《當代史導論》進一步開拓了當代史研究的範圍。巴勒克拉夫曾説, 「我的首要任務是探討當代社會新的框架和彼此依存的各種新的聯 繋,這些就是本書的主要內容。」全書八章,從總體上論述了當代 世界各種基本結構及其發展變化,不僅包括政治、軍事、經濟、國際 關係等内容,而且專章論列當代社會變遷、科學技術、人口因素、思 想觀念、文學藝術等方面的問題。總之,它不是一本以時間為序的逐 一記述的當代政治軍事史,而是廣泛涉及當代世界歷史發展的各個層 面。這種範圍廣闊、色彩豐富的當代史,與內容狭隘、枯燥乏味的西 方傳統史學著作迥然不同。 説到當代史的文化內容,巴勒克拉夫批評了這樣一種傳統的觀 念:即認為歐洲雖喪失了政治上的霸權地位,但依然保持著其文化方 面的優勢。他認為這種觀念明顯地不符合當今世界的形勢,20世紀的 革命激發了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區的文化復興,呈現出了一派 勃勃生機。巴氏在考察了當代世界各個地區文化的創新活動之後,不 無興奮的讚道:「這種全球性的文化創新的證據,乃是當代景象的最 有意義的一個方面。」②像政治一樣,當代文化的發展也不能以歐洲 的立場來作出評判了 ,在未來的一統的全球文化系統中,世界各個民 族、國家或地區文化都應將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都可以為人類文化 的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 阈家為中心,而是著眼於整個世界,用一種遼闊的全球眼光來考察世 界,這裡還當補白幾句的是與上有關的一些〈不是專門技術性的)方法。 他的方法與傳統的歷史主義方法有饽。這一點,早在五十年代他 就提出了反對歷史主義史家沿用的「上.古一中古~近代」三分 在《當代史導論》的編史實踐中更作提出 用「地屮海時代一歐洲時代一大西洋時代」來取代傳統的三分 法,巴氏斷然拒絕這一新的分期法,在他看來,以「地中海時代一 歐洲時代一大西洋時代」的歷史發展次序來取代「上古~”中 古一近代」的新三分法,「都是歐洲中心論的一種反映。」總 之,他不贊同傳統的線型的歷史研究法,在某種程度上,它會把人們 引向歧途。 他尤其非議歷史主義史家中那種把歷史看作連續發展的觀點,他 認為,歷史並不是連續發展的,而是類同於羅素所提出的「世界全是 […]

人群發展

三分法的正確性,他曾多次提出過異議。他指出,即使用這種三分 法來編列歐洲歷史是否有充分的根據,也還存在著激烈的爭議,那 麼,如用這個臭氧殺菌分法套用到亞非史的研究中,那出現的問題就更大了 。倘仍一味墨守陳規,死抱住這個三分法不放,其結果就只能是方 枘圓鑿,適得其反了 。 第三,也許是更重要的一點,這種新史觀要注重世界各地區之間 的相互聯繋與相互影響。他説:「現代意義上的世界歷史决不只是綜 合已知的事實,或根據其相對重要性的次序來排列的各個大洲的歷史 或各種文化的歷史。相反,它是探索超越政治和文化界限的相互聯繋 的相互關係。」這一思想,在他主編的《泰晤士世界歷史地圖集》 「前言」中也有強調:「我們特別注重世界各大文明及其聯繋和相互 影響。」這顯然不是無的放矢。傳統的西方世界史體系通常是國別 史的彙編,類似列國志一類的辦公桌結構框架,從1736—1765年英國學者 坎普貝爾輯集的38卷的《自遠古迄今的世界歷史》,至本世紀初 由11.5.威廉斯主編的《史學家的世界史》〔25卷)及著名的《劍橋三 史》等,大體上都還不能脱離國別史彙編的窠臼。誠然,世界史需要 包括國別史或地區史的內容,並以此作為實現其自身目標的一種必要 的條件。所謂世界史的自身目標,簡言之,即人類怎樣由原始的、閉 塞的、分散的人群發展為相互密切聯繋、形成為一個整體的歷史行 程。因此,作為用「全球歷史觀」編纂的世界史,既要陳述人類歷史 如何由低級社會形態向高級社會形態的更迭發展,也要闡明世界各地 區間由相互閉塞到逐步開放、由彼此分散到合為整體的歷史進程。换 言之,即要寫出人類歷史發展為世界歷史的漫長過程中的縱向發展與横向發展,以及兩者怎樣互為條件而又相互制約的有機聯繋,正如 我國學者吳于廑教授所説:「研究世界歷史就必須以世界為一全局, 考察它怎樣由相互閉塞發展為密切聯繋,由分散演變為整體的全部歷 程,這個全部歷程就是世界歷史。」吳先生的論斷與巴勒克拉夫的 「全球歷史觀」可謂是珠聯璧合、不約而同的真知灼見。 巴勒克拉夫不僅提出了 「全球歷史觀」的理論體系,並且身體力 行,以自己的史學實踐來貫徹他的理論構想。在這裡,我們側重通過 他的《當代史導論》來説明這一點,因為這是他眾多的歷史著述中最 為成功的一部,它的成功從根本上來説,是因為該書充分地體現了他 的宏觀世界史的理論秆方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反映了本世紀五、 六十年代以來西方勃興的世界史整體研究的新史學潮流,不失為當代 西方新史學的名著之一。具體來説,它顯示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從世界整體,而不是從歐洲一隅來考察當代世界歷史的發 展進程,這是《當代史導論》最顯著的特點。巴氏在本書一開篇就指 出:「我們今天生活的這個世界,它的基本前提完全不同於俾斯麥所 處的那個時代。」因而,揭示這一變化的時代特徵及其原因,就成 了本書作者所孜孜以求的制服訂做目標。不言而喻,只有當我們明確了 「當代 史」的含義後,方才能正確考察它。儘管在巴勒克拉夫看來,「當 代」一詞的含義是模糊、靈活而又游移定的,」旦他還是把俾斯「甞【」的一,重份。這一年代敗無疑也是 的。事實上,「現代」為「當代」取代之前具有一個很長過渡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兩個時代的特徵同時存在著。當然,他在這本敦:中對當代史上的許多問題所作出的論見,也依然是一家之言。這些姑且置而勿論。

分外透徹

巴勒克拉夫的世界史觀是對西方傳統史學的背離。不過,在他早 年所受的教育中,既有英國自由主義史學思想的薰陶,也深受過德國 史學傳統的影響,他年輕時所走過的路也正是19世紀德國史學大師蘭 克所開闢的。正因為他是從傳統autocad史學的營壘內部「大殺回馬槍」的, 丙此他對這種史學的弊端看得分外透徹,對它的批判也就更能擊中要 害。巴氏把批判的矛頭主要指向了西歐中心論。 西歐屮心論(或歐美屮心論)是一種陳腐的世界史觀念。簡單説 來,在18世紀,德意志哥丁根學派一些史家就開始倡導編纂新型的世 界史,譬如格特爾在1760年就提出過:「世界史應當怎樣布局?什麼 內容可以寫入世界史?它的各部分怎樣安排才能各得其所,恰到好 處?各部分之間是怎樣的一種聯繋?怎樣確定時間斷限?各部分的歷 史應當怎樣分期?」在當時,這自然是屬於空谷足音的史學議論。 倒是他們中的一些人所宣揚的歐洲是世界歷史中心的觀點卻在19世紀 的西方彌漫開來。「新世界裡發生的種種,只是舊世界的一種回聲, 一種外來生活的表現而巳。黑格爾的這句話也正是18世紀哥丁根 派史學西歐屮心説的一種「回聲」。繼而這位哲人用「世界精神」之 説來進一步論證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的種種言論,便不再是一種「回 聲」,而是西歐中心論的一種直露了 。至蘭克,西歐中心論已發展為北海道 系統和典型。蘭克在晚年編撰、生前未及定稿,死後由其弟子整理補 充的《世界史》口卷),是一部以拉丁、日耳曼六大民族為主體的 世界史,反映了西方列強在近代世界日益上升的支配地位,這就把哥 丁根學派提出的歐洲中心説擴大為貫穿古今的系統的西歐中心論。 巴勒克拉夫依據20世紀,尤其是二戦以來世界所發生的急遽變 化,審時度勢,明確表示要重新審示歐洲和整個世界的歷史。他於 1955年出版了著名文集《處於變動世界中的歷史學》一書,所收的15 篇論文集中於一點,無不是指向蘭克的西歐中心論的,正如湯恩比在 評論這本文集時所説,「這裡有足夠的炸藥,能把19世紀的西方歷史 主義燒為灰燼」,蘭克是19世紀西方歷史主義最具權威的倡導者與實 踐者,因此他的矛頭顯然是針對蘭克的。 引發巴勒克拉夫批判蘭克的世界史觀的「第一個暗示」是1943年 的史達林格勒之戰,此戰蘇軍的勝利「迫使歐洲歷史必須全部改 寫」。於是他察覺,面對這個處於變動中的現實世界,他過去所接受 的歷史教育與歷史知識,已不敷應用,更不能用它來對現實的變化作 出正確的解釋。他為之困惑,不禁疑從中來,由懷疑而批判,他醒悟 到傳統的世界史觀已為事實所不容,於是他急切地呼顢説:「主要從 西歐観點解釋事件巳經不夠了 ,我們必須嘗試採用更加廣闊的世界史 觀。」指出新時代的歷史學家應當要:「跳出歐洲,跳出西方,將 視線投射到所有的地區與所有的時代。」巴勒克拉夫1955年所説的「更加廣闊的世界史觀」,在21年之後 則有了更新的説明,這就是他倡導的「全球的歷史觀」,它與陳腐 的西歐中心論對立。從這種對立及其演變中,人們莫不感受到西方史 學乃至整個國際史學不斷前進的步伐。由此,我們可以察覺出巴氏論 見的時代意義與史學意義。 第一 、「全球歷史観」需要公正地對待與評價世界各個地區的文 明,拋棄西歐中心論的成見與偏私。早在五十年代中葉,他就指出,如果看不到歐洲之外的世界及對它的影響,也就無法理解歐洲的歷 史。他特別説到,亞洲正在崛起,它在不久的將來,將把歐洲抛在後 面;他不無遠見地預言,歐洲的時代已經過去,代之而起的將是太平 洋時代,「到了20世紀後期或21世紀,歐洲將注定會淪於類似18 、 19 世紀曾經加於非洲、部分亞洲和新大陸的殖民地地位。」在這裡, :敢要的不只是其論見在多大程度上在以後應驗了 ,而是從時代脈搏與 […]

墨守陳規

歷史就是按年表記錄下來的重大政治、軍事和外交 事件,蘭克所要著重表述的就是這些事件中傑出人物的活動,因而認 為敍述體最適合於歷史學的表達方式,而毋需在歷史著作中進行任何 會議桌理論性的概括和綜合。 蘭克採用「習明那爾卅化,意謂專題研究班的方法廣 授門徒,培養了為數眾多的歷史學專業的高級人才,這雖不是蘭克式 史學模式所獨有,但蘭克史學對後世的廣泛影響,不能不歸之於他所 創辦的歷史學「習明那爾」的巨大成功。 毋容否認,繼承蘭克史學的西方資產階級傳統史學,經歷了 19世 紀的發展已日臻完備,20世紀初《劍橋近代史》的問世最能充分反映 這種^統史學的特點及其成就。但是,自從進入本世紀以來,現代自 然科學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世界政治形勢也發生了急遽的變化,第一 次世界大戰與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戰後無產階級與民族解放運 動的不斷高漲,席捲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的發生,使西方社會已 益顯露出一種動盪不安的局面。在這種情况下,19世紀傳統史學中所 篤信的史料即史學、歷史發展中的進步思想和樂觀精神,以及西方文 明優越論等觀念開始發生了動搖。但墨守陳規的傳統史學抱殘守闕, 仍拘囿於敍述1900年以前所發生的各種瑣碎的政治事件,忽視這些事 情與社會、經濟和文化等因素之間的聯繋,他們的作品刊載在《美國 歷史評論》、《英國歷史評論》等專業性很強的雜誌上,只在少數同 好中交流,而缺少與廣大讀者的對話,失卻與整個社會的聯繋。於是 歷史學被他們引向了一條狹窄的胡同。 1900年,德國史家朗普勒西特發表《文化史的方法論》,主張開 拓歷史研究的範圍,並且要以集體代替個人作為歷史的主角,他率先 向蘭克史學樹起了反叛的旗幟。1911年去國史家貝爾的《歷史的綜 合》問世,次年美國史家魯濱遜的《新史學》發行,前者提出 綜合」’後者主張「史學革命」’都旨在建立一種不同於傳統史學的 「新史學」。不久,德國歷史哲學家史賓格勒首倡「文化形態學」, 湯恩比對此則有了繼承與發展。「文化形態學」派的史家致力於探索 人類文明發展的奥秘,回答了 (尤其是湯恩比)當時西方社會所普遍 關切的現赏問題、西方文明的前景〉,因而他們的作品一問世,迅即 獲得了社會各界的關注,總之,從蘭克學派的注重史料與辨析的閛幽 發微之學,到自詡要創立世界歷史新體系,對人類歷史與文明進行廣 泛探索的「文化形態學派」,本質上反映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 不同階段在團體制服歷史學領域中的不同表現形式,由此可以看出,一種歷史 理論或史學流派的榮辱沉浮,歸根結蒂還是由時代條件所决定的。 湯恩比的「文化形態學」的聞世,從一個側面反映了20世紀以來 西方資產階級史學所發生的深刻變化,它至少使我們看到了 : 第一 ,19世紀西方傳統的敍述型歷史已轉向整體型、分析型。打 開湯恩比的代表作《歷史研究》,作者就開宗明義地聲稱:「我試圖 把人類的歷史視為一個整體,換言之,即從世界性的角度去看待 它。」湯恩比史學確實不乏恢宏之勢,企圖對人類歷史作出整體上 的歸鈉與概括,倘若從史學角度而言,作者似乎也在追求一種「究天 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旨趣。湯恩比的宏観史學與 19世紀西方崇尚閛幽發微的蘭克學派的短钉之學大異其趣。當今西方 史學的信息表明,這種趨勢有增無減,更注重分析、更重視歷史本質 等理論問題的研討,更偏愛於「結構」、「總體」、「系列」等等: 那種傳統的政治軍事史、由人物加事件堆砌而成的「平面型」歷史則 愈益被冷落,年鑑學派在二次大戰後風行於西方史壇,正是這一趨勢 不斷發展的有力證明。 第二 […]

代代相傳

關於印度河流域的上古文明的滅亡之因,迄無定論,或説是外族的入 侵,或認為是地震、洪水等自然災害,或主張是北海道外族入侵與內部暴亂的結合,然 而真^的原因至今仍是一個謎。 里特,邁錫尼文明也分別於公元前15世紀與12世紀傾覆了 。公元後 5世紀,西羅馬帝國的潰崩,宣吿了 「古典文明」傳統的中斷,至文 藝復興近代文化的興起,這種「斷裂」時間就更長了 。像中華文明綿 亘五千年,文化傳統一直沒有出現「斷裂」的情況,確為世界文明發展史所罕見。 不過,湯恩比畢竟還是一位竭誠探索的學者。1961年他出版了最 後一卷《歷史研究》(第12卷),對各方面的批評意見作出了回答, 並單獨稱這一卷的書名為《重新考慮》。他坦率地承認,由於他的偏 見及極端主觀主義的價值尺度,影響了他許多重要問題的分析,他感 到,以往只用「希臘模式」,還不足以包括整個人類文明發展史的型 態,必須再加一個「中國模式」與「猶太模式」,並把「中國模式」 與「希臘模式」等量齊觀,這表明他已進一步認識到中國文明所具有 的獨特地位。在他晚年與日本學者、佛學家池田大作的對話中,他一 再稱頌中華民族所確立的美德能代代相傳,不斷發揚,「就是在那屈 辱的世紀裡,也仍在繼續發揮作用。」湯氏對中國文明的地位及在 未來世紀中的作用,給予了更高的評價,他説道:「將來統一世界的 大概不是西歐國家,也不是西歐化的國家,而是中國。並且正因為中 國有擔任這樣的未來政治任務的徵兆,所以今天中國在世界上才有令 人驚嘆的威望。中國的統一政府在以前的二千二百年間,除了極短的 空白時期外,一直是在政治上把幾億民眾統一為一個整體的。……實 際上,中國從紀元前221年以來,幾乎在所有時代,都成為影響半個 世界的中心。」從史學嬗變的角度來看,湯恩比史學的確顯示了與西方傳統海外婚紗史學若千不同的特點。如他摒棄了西方傳統史學中的國別史與斷代史的概 念,認為歷史研究可以自行説明問題的單位只是一個個文明(或社 會〗。他對傳統史學中把歷史分成古代、中古和近代的「三分法」不 屑一顧,而更多地採用多個文明的横向比較,這種宏観的考察與比較 研究,使他對往常的年代學與編年史已看得無關緊要。這些對西方傳 統史學來説,不啻是一種挑戰。 為了揭示這種挑戰的意義,這裡有必要回顧一下19世紀西方資產 階級傳統史學的情景。是時,德國形成了一個名聞遐邇的蘭克學派, 它以強調史料、注重考證的微觀研究見長,被尊為「科學的歷史學」 的圭臬而風行一時,並成為19世紀西方資產階級史學發展的主流。儘 管學術界對蘭克式的史學模式評價不一,以下幾點仍值得注意: 1.蘭克主張寫歷史要客觀公正,還歷史以本來面目,力求不夾帶 任何個人的政治偏見和宗教偏見。他在1824年出版的處女作《拉丁和 條頓民族史》一害的序言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歷史向來把為了將 來的利益而評論過去、教導現在作為自己的任務。對於這樣崇高的任 務,本是不敢企望的。它的目的僅僅在於説明事實發生的真相而 已。」直至晚年,他在《世界史》一書的導言中,亦表示希望在書 中要「消滅自我」,以達到「完全的客觀」。 菌克重視搜集第一手資料,強調要對它進行嚴格的考證與辨 析。在他那裡,史學幾等同於史料考據學。不過他所確立的「外部考證」和「內部考證」相結合等 近年來,我國史學界對蘭克〖朗克)史學評論甚多,對其室內設計史學的評價, 大體有二嵇意見:一種認為他的史學理論是「反科學的」,參見龐卓恒:《唯物史觀與西方史學的危機和變遷》,載《世界歷史》,1984年第4期:另一種意見認為,蘭克式的史學模式的運行過程基本上是正確,參見朱本源:《近兩個世紀 來西方史學發展的兩大趨勢》,載《世界歷史》,1986年第10期。本人持後者觀 點,參見拙著:《試論蘭克對近代西方史學的貢獻》,載《歷史教學》,整套的考證方法,經後世史家的實踐,則日趨完整,並發展成一種 專門的學科,為後人所沿用。

指責與歪曲

他的《通史》分成三部分,其中第一部分為《導論》,實際上可 單獨成篇,他的史學思想主要體現在這一部分。的時候,對他所敬慕的這位相親前輩史家的思想,並未棄之一旁, 而是加以改造與利用的。 至於説到湯恩比與古羅馬時代的聖,奧古斯丁出加,之間的關係,無論在精神上與理論上兩者都可以説是「心 有靈犀一點通」的。聖’奧古斯丁生活在公元4世紀後半葉至5世紀上 半葉,那是一個奴隸制行將崩潰、古羅馬社會危機四伏的多事之秋。 公元410年,「蠻族」首領阿拉里克攻陷了被稱為奴隸制帝國的「永 恒之城」一羅馬,然後縱兵把這座城市洗劫一空。這一事件震動了 羅馬奴隸主階級,也給聖,奥古斯丁的思想以極大的震動,成為他寫 作名篇《上帝國》〈又可譯為《論天國》或《上帝之城》〗一書的契 機。他^^道:「在羅馬城遭受哥德人的首領阿拉里克統帥下的襲擊和 劫略後,那些崇拜僞神的人們,即我們通常稱之為異教徒的,企圖把 這場災禍歸因於基督教,並開始以異乎尋常的仇恨心理與惡毒言詞來 污蔑真正的上帝。正是這一點,激起了我對教會的熱情,並促使我來 保衛上帝國,以駁斥它的搬家公司的指責與歪曲。」湯恩比在寫作 《歷史研究》時,有著與聖^奥古斯丁在動亂年代尋求出路,回答現 赏詰難等相類似的體驗,因此他時刻把這位前代「楷模」作為精神上 的祖師來仿效。正如蓋伊爾評論湯恩比時所説:「在所有的偉大的體 系創建人當中,他在精神上和聖^奥古斯丁最為接近。」 在《上帝國》裡,聖’奥古斯丁把一切世俗的國家都看作是罪孽 深重的,因此,他詛咒塵世的羅馬帝國的毀滅,期望在它的廢墟上建 立起一個「永恒的世界性的上帝國」。湯氏的《歷史研究》不也被他 的批評者説成是一座「上帝之城(上帝國)」嗎?湯恩比聲言:「宗教是文明生機的源泉。一旦失去對宗教的信仰,就會帶來文明的崩潰和 更替。」所以,在他看來,每一個文明最深厚的基礎都是宗教,文 明的興衰是循環的,而宗教卻直線上升。宗教成了全部文明體系中的 軸心,人類的命運都寄託在它的身上,這不是昔日聖,奥古斯丁宗教 觀念的復活嗎? 在聖,奥古斯丁那裡,他企望以基督教作為人類統一的思想基 礎,並認為只有基督教才能超越各個民族和國家的界限,使世界一 統,這種以宗教史觀為基礎的世界史理論,對湯恩比也有影響。他曾 別出心裁地主張將基督教、大乘佛教、伊斯蘭教和印度教等現存的四 火髙級宗教混合起來,從而創造出一種新宗教,並指望:「估計將來 在全球規模進行人類自發統一中,總要有一個共同宗教在世界推廣, 由此來完成這一重要任務的。」聖’奥古斯丁在《上帝國》裡,把 人類歷史亦當成有機體,認為它像人一樣需經歷嬰兒期、少年期、青 年期、壯年期、衰老期、高齡期,高齡期以衰弱、多病為特徵,必將 趨於死亡。但在第六個階段裡產生了基督教,只有它才能化腐朽為神 奇,為人類帶來真正的和平與幸福。聖,奥古斯丁這種人類歷史分 期觀點,與湯恩比的所有文明都要趨於死亡,唯有西方基督教文明才 能繼續保持活力的觀點,也不可能沒有某種理論上的聯繋。 在湯恩比的史學體系中,文明解體階段的模式顯得十分重要,因 為新舊文明的更替正是發生在這個階段。他以西方古史為例,具體論 述了歷史發展的「四階段論」:古羅馬在經歷了公元前2世紀以來一多年的激烈動盪之後,終於由凱撒、屋大維削平群雄,使它從一個 侷促一隅的狭隘城邦一躍而成為囊括地中海沿岸廣袤地區的霸國。這 種大一統帝國的建立,標誌著歷史發展的第一階段。它為羅馬國前期 帶來了一個多世紀的相對安定和繁榮興旺的局面。但到了馬可^奥勒 留時期(公元161—180年),羅馬的「黃金時代」與「羅馬和平」同 趨吿終,接著出現一個間歇時期,這就是歷史發展的第二階段。在這 個階段產生了基督教,它最初在廣大下層人民中間,爾後在羅馬帝國 境內廣泛傳播,基督教從公社轉向成立教會,羅馬等城巿成為所在地 區教會的中心,日漸發展為大一統的教會。這説明了歷史發展已開始 第三階段。公元4世紀以來,以日耳曼人為主體的各支「蠻族」,如 潮水般地侵入帝國境內,民族大遷移與羅馬內部無^者起義的結合, 標誌.著歷史發展進入第四階段。它終於使那個不可一世的羅馬帝國陷 入絕境。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從它中間又產生出一個新的文 […]

八種文明

都具有由它的先驅者傳給它,而它便由以出發的特定的思想資料作為 前提。」在湯恩比那龐雜的思想體系中,曾受到過多方面的Business center思想影 響,有柏格森、雍格、弗洛伊德等人的東西,也有希羅多德、修昔底 德等古典史家,或文學家歌德、莎士比亞等人的影子,不過,就湯恩 比的「文化形態學」而言,似乎更多地與下列三個人的思想有著聯 繋:现代德個歷史哲學家史賓格勒、中世紀阿拉伯史家伊本,卡爾敦 及古代基督教神學作家聖,奥古斯丁 。 必須指出,湯恩比並不是「文化形態學」的始作俑者。比他稍早 的史賓格勒曾在1917年12月出版的《西方的沒落》一書中率先提出過 這種理論。湯氏在《我的歷史觀》一書中,也直言不諱地道明了這 一點。他把人類歷史視為有機體,有其起源、生長、衰落與解體的 客觀規律,但他並不同意史賓格勒所提出的准生物學的决定論的觀 點。在湯恩比那裡,文明考察的視界擴大了 ,從史賓格勒的八種文明 發展到二種文明。在湯恩比看來,沒有一種已知的文明,在過 去或現在都是命中注定要消滅的,决定的因素在於它對於自然和人為 環境挑戰所作出的反應。湯恩比尤其反對他的前輩對西方文明的發展 前途所持的悲觀論調,他認為只要處理得當,西方文明仍可以繼續保 持著「創造性的活力」而避免解體的命運。這也許是一種「使命 感」,湯恩比目睹了被第一次世界大戰弄得滿目瘡痍的西方社會,矢 曹未風主持翻 譯的《歷史研究》(索麥維爾節本),於1959—1964年間分上、中、下三冊陸續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作為「西方學術譯叢」重印發行。本文所引《歷 史研究》版本,除另註明者外,均採1986年重印本。 志要為西方文明找一條「得救之路」。但是他的努力,只不過是狂流 激湍下的一葉扁舟,載荷不了西方文明太多的難題與危機。 湯恩比史學與伊本卡爾敦之間的姻緣 關係也很密切。對此,我國學術界似乎尚未給以應有的注意。生活在中世紀時代的阿拉伯史家伊本,卡爾敦,是一個深諳古代 阿拉伯的文學、哲學、史學、法律、數學、神學等多種知識領域的學 者,一名博學多才的歷史學家,也是一位在突尼斯、西班牙、埃及等 地擔任過重要官職的、富有經驗的政治家,這與湯恩比長期兩棲於學 界與政界的情況頗為接近。卡爾敦的代表作《通史》,在「導論」中 就聲稱它以「人類文明與人類社會」為考察對象,致力於探討人類社 會如何從原始階段發展到游牧文明、定居文明,認為人類設計文明的不斷 進步,也就是社會歷史的巨大發展。湯恩比的代表作《歷史研究》一 害’,也表明以文明(或社會)作為「可以自行説明問題的研究範圍」 ,兩者出發點是相通的,並且都是從宏觀角度研究人類歷史的史學 名著。它們之間實際存在著繼承或借鑑關係。 伊木,卡爾敦出了一種歷史發展的理論,認為歷史是個延續不斷 的變化過程。一種文明,如同一個人的生命過程一樣,必須經過生、 長、盛、衰。一個王朝的興替大體上也要經歷這樣的過程,需經歷三 代,一百二十年時間。他把人類的歷史看成為這種盛衰不斷的發展過 程,除了從原始社會向文明社會過渡外,其餘只是一種往返不斷的循 環而已。他所閛發的歷史發展的理論,通常認為是維柯聞世之前無人 可以與之匹敵的。不消説,湯氏的「文化形態學」顯然受到了這一 理論的影響。 構成這位阿拉伯史家歷史観念的基本點的是關於「社會聚合力」的學説。所謂「社會聚合力」是包括經濟、政治、社會、心理學多種因素的綜合。在卡爾敦看來,由各部落和小的血緣集圑同時產生的 「社會聚合力」,是促使文明發展與壯大的一種原動力。一種文明的 衰落,也是因為它失去了原來的「社會聚合力」,被一種具有更強的 「社會聚合力」的文明所取代。湯恩比的「自决能力」説與「社會聚 合力」説十分相似。在湯恩比看來,一個文明生長的尺度應當是一種 文明的「自决能力」,即在一系列挑戰與應戰過程中,由於場所發生 了轉移(從文明的外部環境移入到文明的內部)而逐漸昇華、表現出 […]

君主專制

這種鬥爭的延纊。「在這漫長的、經歷了驚濤駭浪的時期」,「就是 構成法蘭西民族的幾個階級爭奪政權」的年代。其間,「兩個泰國敵對階 級在準備國內戰爭和國外戰爭」。他認為,1789年「7月14日,是中 等階級反抗特權階級和君主專制的起義的日子」。而1792年8月10 日,巴黎人民群眾逮捕了國王路易十六,是「群眾反抗中等階級和君 主立憲的起義的日子」。「從8月10日起,開始了革命的獨裁和專政 的時期」。 作者認為,法國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宮廷曾企圖加以阻 止,嗣後又企圖加以撲滅,但都無濟於事。」於是在第三等級與封建 貴族之間必將展開殊死的階級鬥爭,「鬥爭既已開始,必定是某種制 度的勝利」。七月王朝的復辟,只能是一種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倒退 運動」。那麼,階級鬥爭的原因何在呢?本書作者認為,階級鬥爭根 源於利益的對立。他指出:「變革涉及利害關係,有利害關係就形成 黨派,有黨派就有鬥爭,勝利愈大,仇恨愈深。」所謂「利益」,實 際上就是以財產關係為基礎的「物質福利」,這在同時期復辟時代的 史家如基佐、梯也爾等人的著作中,有著更具體的表述。 米涅等資產階級史家,第一次將基於物質利益的階級鬥爭的觀點 引入歷史觀,將社會階級狀況和階級關係作為歷史研究的主要對象, 這就為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的形成提供了基礎,它在唯物史觀發展 史上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 米涅等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在19世紀二十年代提出了階級鬥爭的 觀點,有它的時代條件。近代法國社會,自18世紀以來,隨著資本主 義生產關係的迅速發展,封建等級法權關係的不斷破除,社會各階級 之間的界限更加明顯地暴露出來。而近代工業的發展又促成了無產階 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嚴重對立。到了波旁王朝復辟時期,復辟了的舊 的上層建築與已經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日益加 深,尤其是當時的封建舊王黨分子的種種倒行逆施,更引起了復辟時 代階級鬥爭的激化。那時,無產階級尚未形成為一股獨立的政治力量,對復辟王朝的政治鬥爭,歷史地落到了羽翼日豐的資產階級自由 主義者身上。因此,他們的階級鬥爭學説成了資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一 種思想武器。 此外,作者在本書中還致力於探求社會歷史運動的團體服客觀規律。法 國大革命充滿了驚濤駭浪與迂迴曲折。各種事變,錯綜複雜:各種人 物,沉浮不定。作者透過個別事件和人物活動的表象,努力探索歷史 發展的客觀規律。米涅寫道:「在回顧從召開三級會議到1814年這一 重要時期的歷史時,我想在叙述革命的過程中同時説明革命的各種危 機。我們將看到,是誰的過錯使革命在大好形勢下開始後,又急轉直 下走下坡路。革命是怎樣把法國變成共和國的,而在共和國的廢墟上 又是怎樣建立起帝國的。這幾個階段幾乎都是不可避免的,造成這幾 個階段的一些事件,就是有那麼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作者旨在説 明革^並不是一個偶然的事變,恰恰相反,各個別事件之間,構成了 一個有機的整體,它有著必然的聯繋與合乎歷史邏輯發展的結果。 《法國革命史》寫作特色是文筆洗練、簡潔。如寫攻占巴士底 獄,著墨不多,卻把法國革命史的這一件大事交代清楚了 。作者對人 物與事件夾敍夾議,觀點鮮明。如對國王路易十六、吉倫特派、羅伯 斯比爾等人的評論都是如此,頗像我國司馬遷《史記》一書中的「太 史公曰」。 《法國革命史》基本上是一部政治史,作者熱衷於敍述各黨派及 其领導人的政治鬥爭,對18世紀末時的法國社會的各個階級的狀況, 還缺少具體的記載和深刻的剖析。作者主要關注首都政治舞台上的風 雲,忽視外省的變幻。他不能理解法國大革命沿著上升路線發展的真 正原因,漠視人民群眾推動歷史的作用,他心目中的第三等級實際上 成了資產者的代名詞。總的看來,本書作者的歷史観是唯心的,他不 能科學地揭示階級產生和存在的真正的經濟根源,他的階級鬥爭觀只 限於封建制度向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的這一歷史階段內,沒有也不可能 […]

足資佐證

作而際上是某種宣傳品的讀物,既然「當代史試圖闡明塑造現代世 界各種基本結構的變化,那麼它只能證實它是一門嚴謹的seo學科,而不 是對當代景象浮光掠影的考察。」巴勒克拉夫為當代史提供了許多 具有方法論意義上的構想,這些對於現當代世界史的研究者來説,也不失其參考價值。 20世紀的西方社會是急遽變革的時代,也是歷史學新陳代謝的歲 月。其時,傳統史學仍有實力,還在不斷地發出它的影響,但新史學 的思潮已在萌發,終於由小到大,由弱而強,匯合成一股不可阻擋的 春潮,在本世紀五十年代中葉以後,逐渐發展成為西方史學的主潮, 這正是巴勒克拉夫提出西方史學需要「重新定向」的歷史時期。倘以 此為界,把20世紀攔腰截為二段,稍稍回顧一下在這前後相繼的兩個 時期中西方世界史理論與編纂方面的情況,將會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認 識巴勒克拉夫世界史観的理論價值及他本人在現當代西方史學史上的 重要地位。 在20世紀前期,蘭克的世界史觀念首先遭到了來自歷史哲學層次 的批判。文化形態學派的史賓格勒與湯恩比,先後發表了論文翻譯《西方的沒 落》和《歷史研究》,猛烈攻訐傳統的世界史體系,提出了一些超越 前人的新兌,如把世界歷史視為多種文化(或文明)興衰的歷史、倡 導歷史的綜合與整體研究、文明發展的「同時代論」與「價值等同 論」等,但他們只是從歷史哲學層次上描繪了一幅宏觀世界歷史的圖 景,他們的理論探索並不能代替世界史編纂本身。 有趣的是,編纂一種新型世界史的嘗試,最初卻是由一位非專業史家來做的,此人就是英國生物學家與新聞記者韋爾斯。韋氏 有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人類社會所帶來的深重危機與災難,有感於 這種災難給世界所帶來的困惑與不安,有感於民族主義史學的狭隘與 偏私,有感於西方社會的廣大讀者對非西歐地區的陌生與無知,寫出 了《世界史綱》,出版後受到了讀者的廣泛歡迎。究其因,是因為該 書的整體觀念,亦即嘗試用全球眼光來描述世界史的發展行程,顯示 了一種與傳統的世界史不同的構架與史學旨趣。 五十年代以來,西方史學風氣大變,蘭克的世界史觀受到了更多 的批判,試點用全球文明的宏観視野來探討與寫作世界史已成為史學 新潮流。在這潮流的推動與影響下,一批世界史著作陸續出版,舉其 要者,巴 勒克拉夫無疑是一個推波助瀾者,前文所闡述的都足資佐證,並有力 地説明了他是五十年代以來西方重構世界史的最具影響一位代表人 物。 作為一個現當代的西方史家,巴勒克拉夫的史學思想受到過多方 面的影響,就他的世界史的「全球歷史觀」而言,則明顯地受到了湯 恩比與斯塔夫里阿諾斯的思想影響。巴勒克拉夫主編的《泰晤士世界^「放眼世界,展示全球」歷史地圖集》「前言」中明確吿訴讀者:他的《地圖集》的構想曾獲 得過他們兩位的「批評指教和鼓勵」。這本地圖集,從宏觀上闡明了 自公元前9000年至公元1975年間的世界歷史,它用早期人類的世界、 最初的文明、歐亞的古典文明、劃分為地區的世界、新興的西方世 界、歐洲統治時期、全球文明時代這樣七個題目,釋明了世界歷史從 孤立分散發展為密切聯繋的整體過程。600幅地圖及50餘萬字的文字 解説,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體現了主編者力求把世界各個地區與國家的 史事置於世界全局之下,以期反映出人類歷史發展為世界性的客観過 程和真實面貌,在這裡既存有湯恩比式的思辨的世界史構想,又借鑑 與吸收了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的實踐成果,並把二者融 於一爐而鑄成的學術結晶。 巴勒克拉夫的世界史理論與實踐,對我國史學尤其是新時期以來 世界史的重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從八十年代初我國史學界所展開的 第二次關於世界史體系的大討論中可見一斑,從他與我國學人在世界 史觀念上的交匯與溝通中,更可見其蹤影。回顧一個多世紀以來, 從1895年英人李提摩太編譯的《泰西新史攬要》至巴勒克拉夫的《當 代史導論》中譯本的即將出版,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域外世界史著作的 引入並在中國傳播的艱難進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國人對世界認識 視野逐漸拓展的歷史縮影。當今中國歷史正處於重大變革的轉型時 […]